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一般指的是西施、王昭君、貂蝉与杨玉环。这一说法源于清代华广生编纂的《白雪遗音》。

西施，春秋晚期越国女子，以其美貌和智慧闻名于世。在吴越两国交恶期间，她被派往吴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迷惑敌国君主，最终促使吴国衰败。因其美貌足以让水中之鱼沉入水底，故有“沉鱼”之称，位列四大美人之首。

王昭君，西汉时期人物，以其自愿前往边疆地区与匈奴单于结亲而著称，此举不仅展现了个人勇气，也促进了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因此得名“落雁”。

貂蝉则以连环计策闻名于东汉末年，通过巧妙设计使得权臣董卓与其养子吕布间产生矛盾并最终导致董卓被杀，从而赢得了“闭月”之美称。

一位是唐代贵妃杨玉环，她擅长音乐舞蹈，深受唐玄宗宠爱。然而不幸的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迫自尽，留下了“羞花”的故事。

在古代中国，关于四大美女的说法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历经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先秦至两汉时期，西施等美人常与其他佳人并列提及；自三国至中唐期间，对单独美人的赞美更为常见；直至唐代，才逐渐出现将来自不同时代的美女并称的情况，而四大美女的具体人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差异。清代乾隆年间王廷绍所著《霓裳续谱》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初步框架，《白雪遗音》则进一步明确了概念。晚清素阉主人撰写的《四大美人艳史演义》更是巩固了“四大美女”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这四位美女不仅在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还与许多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朝代的命运。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通过诗歌、雕塑、绘画、音乐及戏剧等形式表达对她们的敬仰之情。如今，以四大美女为核心的西施传说文化、昭君文化以及貂蝉故事等已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广泛传播性和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众多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对美人的描绘多聚焦于春秋时代的美人西施，与其他美丽女性并列。例如，《管子·小称》中提到“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而《越绝书》则将西施与越国的美女郑旦相提并论。

三国之后至中唐之前，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较多对单人之美的赞颂，如曹植的《洛神赋》和李白的《西施》。这一时期，文人墨客倾向于单独吟咏某一美人，表达对其美貌的赞叹。

到了唐代，文人开始尝试将不同朝代的著名女性并置描述，韦瓘在其作品《周秦行纪》中首次将来自各个朝代的美女如戚夫人（汉高祖宠妃）、王昭君（西汉美女）、杨玉环（唐玄宗宠妃）、潘淑妃（南朝宋文帝宠妃）及绿珠（西晋石崇宠妾）等放在一起进行叙述。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美的认知逐渐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人物或时代背景。

在历史文献与艺术作品中，"四大美人"的概念经历了演变和重塑。这一概念最初见于宋金时期，其时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于甘肃黑水古迹中发现一幅画作，描绘了包括绿珠、王昭君、赵飞燕及班姬四位美女，此为首次记录。随后，元代诗人雅琥在其组诗《和韵王继学题周冰壶四美人图》中再次提及“四大”美人。至明朝，张元凯的组诗《四美人咏》对王昭君、赵飞燕、卓文君以及绿珠进行了歌颂，这标志着“四大”美人概念的第四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末至明朝晚期，各时期的代表性美女人选并非固定不变，且三国时期的貂蝉从未被列入“四大”美人之列。这一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对美的认知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

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王廷绍的《霓裳续谱》首次将西施、王昭君和杨玉环并列为“四大美人”，这标志着这一组合概念的初步形态。而清代华广生编纂的《白雪遗音》进一步确立了这一组合，加入了貂蝉，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四大美人”概念。晚清时期，素阉主人所著的《四大美人艳史演义》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组合的历史地位，使其流传至今。

一般认为，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之所以被并称为“四大美人”，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故事涵盖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具有广泛的历史代表性。此外，这四位美女与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们的命运与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展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联系。

人物介绍：

西施

西施，春秋末期越国苎萝村（今浙江诸暨之南）人，因其出众的美貌而声名远播。公元前494年，吴国在夫椒之战中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退守会稽山并向吴国称臣，同时作为人质前往吴国，历时三年才得以返回越国。勾践铭记亡国之痛，一边卧薪尝胆、操练军队，一边采纳大夫文种的建议，实施美人计以迷惑吴王夫差，西施便是被选中执行此计的佳丽之一。她在越国接受了为期三年的容步、衣饰等训练后，被献给了吴王夫差。夫差沉迷于西施的美色，导致朝政荒废，国力日渐衰退。与此同时，越国采取休养生息和富国强兵的策略，国力显著增强。最终，在伍子胥遭害后，越国出兵攻陷吴国，实现了复仇。关于西施的下落，存在三种说法：一是被沉入江中而死；二是与范蠡泛舟五湖；三是回到故乡苎萝村。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晋朝时因避司马昭名讳，又被称为“明妃”或“明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人。她出生于西汉时期一个平民家庭，因其美貌和才智被选为宫女。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汉元帝，请求娶汉人为妻，以示两国交好。王昭君自愿前往，远嫁匈奴，成为呼韩邪单于的阏氏。

王昭君在匈奴期间，被称为“宁胡阏氏”，生下一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她在匈奴生活多年，致力于促进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使两国和睦相处达半个世纪之久。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依游牧民族习俗昭君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并生有两女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鸿嘉元年（前20年），复株累单于去世，王昭君向汉朝皇帝上书求归，但未获批准，最终病逝于匈奴。

王昭君的事迹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还成为后世文艺作品的重要题材。她的故事被改编成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流传至今。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宫女到阏氏，再到影响汉匈关系的关键人物，她的经历展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织。昭君出塞不仅是一次政治联姻，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和传播，她将中原文化带入匈奴，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在正式的历史记录中，貂蝉这一人物并无确切记载。她的事迹主要来源于《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描述她是司徒王允的养女，被用来离间董卓与其义子吕布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策略，王允成功地让貂蝉成为了离间计的关键人物。随着情节的发展，貂蝉最终成为了吕布的妻子或妾室。然而，关于貂蝉之后的命运，历史上并没有确凿的记录，仅有的各种传说和艺术作品提供了不同的结局版本。这些故事虽然富有戏剧性，但缺乏历史依据，因此只能作为文化娱乐的内容来欣赏。

杨玉环，唐代著名女性人物，以其绝世美貌与卓越才华闻名于世，成为古代中国四大美女之一。她不仅是唐玄宗的宠妃，更在文化艺术领域展现出非凡的影响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出身于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西南）的名门望族。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成年后，她嫁给寿王并被封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737年），唐玄宗在武惠妃去世后，后宫中无他中意之人，有人向他推荐了杨玉环。唐玄宗将她接入宫中，命其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随后，杨玉环受到唐玄宗宠幸，恩宠犹如从前的武惠妃。

杨玉环擅长歌舞，精通音律，虽被宫中人称为“娘子”，但其礼遇与皇后相当。天宝四年（745年），她被封为贵妃，家族因她显赫一时。天宝十四年（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谋反。潼关失守后，唐玄宗携杨玉环及杨国忠逃离长安前往蜀中，行至马嵬坡时，士兵哗变。禁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主导下，矛头指向杨氏兄妹。杨国忠被士兵乱刀砍死，唐玄宗在压力下赐死杨玉环。

关于杨玉环的结局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她被缢死在马嵬坡；另一种认为她被乱将杀死或吞金而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她假死脱身，后来东渡日本或流落民间。

西施：事迹记载稀少，其作品主要来源于传说。她创作了《苦歌》以歌颂越王复国的艰辛，并有传说提到她曾作诗三首表达心迹并获得范蠡赞赏。

杨玉环：擅长舞蹈，与唐玄宗合作创作了《霓裳羽衣舞》。她还作了《阿那曲》，被收录于《全唐诗》中，另一作品《凉州词》现已失传。

在历史记录中，关于西施的具体事迹描述较为简略，而她的文学创作大多源自后世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根据这些叙述，西施不仅以其美貌著称，还展现了她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据传，为了迷惑吴国君主夫差，使其放松对越国的警惕，越国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的伪装活动，其中包括动员民众采集葛根并由女性工人织造布料。在此过程中，西施据说创作了名为《苦歌》的作品来赞美越王勾践为恢复国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个人努力。另有说法称，当越国大臣范蠡奉命寻找能够影响吴国政局的美人时，西施通过三首富有深意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态度以及愿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决心，因此赢得了范蠡的认可和支持。这三首诗分别是：“人间春色虽新，却已三年未见春天；即使拥有清澈见底的泉水，也无法洗净失去国土所带来的痛苦”、“夜以继日地编织金色丝线，每一匹都是为了进献给敌国的丝绸；可悲的是那些辛勤工作的洗衣女们，连买油灯的钱都没有”、“并非因为家中有人去世或遭遇丧事，而是由于国家沦亡之际，找不到地方寄托哀伤之情”。

至于唐代著名美女兼才女杨玉环，则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闻名于世，特别是在舞蹈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她与当时的皇帝李隆基（即唐玄宗）共同创作了著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这一成果不仅展示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唐朝文化的高度发展水平。除了舞蹈之外，杨玉环还是一位诗人，其代表作之一《阿那曲》被列入《全唐诗》之中，该诗词被用来赠送给名叫张云容的朋友作为对其优美舞姿的赞美之词。遗憾的是，另一首据说由她所作的《凉州词》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无踪了。

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不仅因其美貌著称，更因为她们与一些重大事件紧密相关，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王朝的命运。具体而言，前三位通过智慧或策略帮助统治者实现了政治上的目标；而杨贵妃的故事则从反面展示了美丽女性如何对国家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以诗词歌赋、雕塑艺术、绘画作品乃至音乐戏剧等形式来歌颂这四位佳人的形象与故事，比如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西施咏》，李白笔下关于王昭君的两首诗篇，明代杂剧《昭君出塞》以及清代戏曲《斩貂婵》，近代则有梅兰芳大师演绎的经典京剧《贵妃醉酒》等。随着时间流逝，围绕着这四位美人的传奇经历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即西施文化、昭君文化及貂蝉传说等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并深受人们喜爱，成为了中华文明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其生平事迹及传说在民间享有广泛的知名度与流传性。这些故事主要围绕她的美德、美貌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展开，跨越了长达2500多年的时间跨度得以传承，并不仅仅局限于浙江省中部和北部地区如诸暨等地，而是广泛传播至整个江浙一带乃至全国范围内，甚至影响到了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

关于西施的故事不仅限于口头文学形式存在，它还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如曲艺表演、戏剧演出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并继续流传下去。正是由于这种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力，2006年时，“西施传说”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苎萝山，位于今日诸暨市南部，属于长山的支脉。历史上，诸如李白、元稹以及朱元璋等著名人物曾访问此地，缅怀过往。该区域不仅以自然风光著称，还因与古代美人西施相关联而闻名，其周围散布着众多与西施有关的古迹，包括但不限于西施亭、门及坊等。相传，苎萝村曾是西施居住之地，附近可见如西施殿、滩地以及用于洗涤衣物之石等遗迹。此外，在绍兴城外的五云门附近存在一座名为土城山（亦称西施山）的小丘，据说是因为西施在此练习舞蹈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从越国前往吴国的旅途中，沿途也留下了不少关于西施的故事和遗址，比如位于绍兴的两个西施里村庄、嘉兴南湖边的范蠡湖畔的西施妆台及蠡山村等地。

至于杨贵妃，则以其墓葬地点——兴平市西部马嵬坡为人所熟知，此处现已被列为省级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之一。虽然具体细节尚存争议（是否为原始安葬之处或仅为迁墓后设立的象征性墓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不仅是杨贵妃最后安息之所在，同时也是后人缅怀这位传奇女性的地方。陵园内设有一个三间结构的复古风格祭奠大厅，其后便是占地约一亩、高度大约三米的圆形墓丘，表面由青砖砌成。整个园区设计精巧，东西北三侧均建有环形走廊，并装饰有记录了历代文人雅士对这段历史记忆的文字石刻作品。

杨贵妃的故居位于山西省永济市首阳乡独头村东侧100米处，建筑群依山势而建，呈南北走向，能够俯瞰黄河。建筑群包括堡门、下院、中院、上院、西花园和贵妃池，沿中轴线自下而上分布。下院设有展示歌咏杨贵妃诗词书法字画的展览厅；中院有160余尊描绘杨贵妃生平的彩色泥塑；上院则是供奉杨家历代祖宗的祭祀房屋。另外，还有一处位于广西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的杨贵妃故里。根据唐代许子真《容州普宁县杨贵妃碑记》记载及民间传说，该村是杨贵妃的故乡，村中有杨妃井、杨妃庙遗址及梳妆台等遗迹。

王昭君墓，亦称青冢，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南岸土默川平原上。根据历史记载，昭君墓为覆斗形式，高约33米，占地约13000平方米。墓体上设有祭祠亭，周围刻有石碑文，并排列有石兽。

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学者孟繁仁得出了关于貂蝉故里位置的结论。他认为该地点位于忻州市东南三公里处的木芝村，该村在从太原或忻州前往禹王洞的途中。木芝村原名木耳村，后因村中槐树下发现一株灵芝而改名。

根据历史传闻，村中有多个与貂蝉相关的建筑遗址，包括过街牌楼、前殿、后殿、王允街、貂蝉戏台和貂蝉墓等。

1971年5月，在成都北郊修建铁路支线时，发现了一个大型墓穴。墓坑中有两扇约8厘米厚的红沙石门，并出土了两块大碑，一块刻有隶书，另一块刻有篆书。